高学历逃离县城,考编的幻境破了

最近，南方周末一篇《当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决定离开县城》引发了不小的关注。

文章采访了几位为了编制考进小县城的高学历毕业生，却又经历了生活不适、预期不符、价值真空等等问题，最后不得不选择了离开。

这并不算太让人意外，就像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又逃回来了一样，到县城去的高学历人才，大概也要经历一个类似的过程。

阅读这些年轻人的经历，却依然觉得让人觉得有些沉重：在坚硬的现实面前，他们逃向县城、逃离县城，都不过是一种无奈，他们就像水中飘萍，夹在城市和县城中的“局外人”，找不到扎根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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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，国家印发《关于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其中提出“支持科技领军人才、高技能人才、专业技术人才等到县域开展创业服务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县域就业创业”。

也是近几年，县城开始大规模引进人才。不少县城会开出一系列优惠条件，包括人才补贴、安家费等，当然最诱人的还是——编制。

随后县城人才引进的学历就开始疯狂内卷。

2022年2月，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发布《2022年引进高学历人才公告》，收到810多份报名表，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毕业生，也有来自美国、俄罗斯、日本、英国、法国等著名高校的留学生。

2022年5月，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一份名为《2022年遂昌县面向世界一流大学引进优秀毕业生入围体检人员公告》的公示名单，24个基础工作岗位的入围人员均来自著名大学：浙江大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等。

要说这些县城多么吸引人，恐怕也未必。只不过在求职环境遇冷的当下，这些县城抛出了多少毕业生心心念念的编制，当然令毕业生趋之若鹜。

高学历人才进入县域基层，对于当地来说当然有好处。中国的高校分布是高度集中的，就以“双一流”为例，今年初全国第二批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名单公布，共147所高校入围，其中，北京独占34所，上海和南京分别为15所、13所，西安、武汉、成都及广州则各有7所。

可见，大部分高学历人才都集中在大城市，对于广大的县域来说，高学历人才实在太过稀缺。而县城引进高学历人才，自然可以极大提升基层单位的知识能力。

就像南方周末那篇报道里提到的，一位进入县城事业单位的高学历年轻人，讲述自己遭遇了同事的阴阳怪气：“唉，这个有什么困难?不用怕，有研究生在这顶着，研究生什么都会。”

同事这番话自然“不怀好意”，但也侧面说明，这些高学历人才有如鲇鱼，给平静如水的基层单位带去了某种焦虑。基层单位不再是自成江湖的乡土圈层，因为人才引进，县城获得了和城市、知识对话的机会。也是通过这些高学历人才的连接，县城进行了某种人文层面的城市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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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县城能给高学历人才带去什么?至少从受访者的表述看，重要的大概只有一个——编制。

在《当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决定离开县城》这篇报道里，几位受访者提到最多的就是“上岸”“编制”。

这不用苛责，人本就是“风险厌恶”的物种，毕业生渴望安稳也很正常，哪怕提供这种安稳的只能是县城。

但编制却有一个潜在的风险——它把毕业生的职业天花板已经定好了。编制，意味着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从事事务性工作。那么无论毕业于什么专业，是学哲学、美术还是天体物理，最后打交道的只能是文件、材料、会议。

编制是县城提供的一重最诱人的保障，但也是一种物理隔离，毕业生进入编制，很多情况下其实也是广阔县域和自身专业绝缘了。他们自小以来接受的人生链条——学有所长、学以致用在这里被打断，于是迅速陷入一种价值真空，产生人生意义层面的虚无感。

这并不能怪县城，编制其实是县城能拿出来的最有诚意的东西。但给编制终究是一种嫁接，把高学历植入统一的也极度规范化的职业轨道。这不是一种自然生长，并不是毕业生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机遇，这是因为在内卷的求职环境里，这里成为了为数不多可以“上岸”的彼岸。

同时，毕业生还要在这里重新适应体制逻辑，并和异质化的乡土社会融合，甚至择偶都变成了一种横亘在眼前的困难。对于毕业于城市院校、学了一身“屠龙术”的高学历毕业生来说，这个过程有多痛苦，不难想象。

而未来显然还要面临更多现实的难题。比如这些本身毕业于知名院校的毕业生，他们能否接受自己的子女在县城接受非常平庸的教育?他们对生活品质、医疗水准的追求，在县城能否得到满足?

所以，他们中有些人选择逃离县城，这太正常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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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学者爱德华·格莱泽写过一本《城市的胜利》。在这本书里，他直言城市是诞生奇迹之所，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，是最健康、最绿色、最富裕、最宜居的地方。

甚至环保，城市都做得更好：“居住在水泥丛林里实际上更有利于生态环境……就像梭罗一样，我们燃烧森林和石油，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周围的环境。如果你真的热爱大自然，请远离它。”

这种对城市的礼赞，也不亚于对乡镇、村落的诅咒。根据《城市的胜利》所下的判断，年轻人如果追究经济回报，那么他就只能去城市，而不是县城。

这么说，倒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县城引进高学历人才的意义。而是要想真正留住人才，其实也要遵循城市的逻辑——它应当提供更有潜力的现代产业，提供更多的商业机遇，县城应该更像城市。

从现状看，一些县城的人才引进颇有一种政策冲动的意味：提供诱人的编制，吸引学历亮眼的毕业生，迅速在舆论场上出圈，并由此快速出政绩。

年轻人所受的煎熬，毋宁说是给县城提了一个醒：如果只有编制的诱饵，短期内确实可以刷出一份好看“人才引进名录”，但对于县域发展来说，未必有多大作用，也未见得能真的留住人才。

比如，近日广东省陆丰市、雷州市等多个教育局公布了公费定向师范生未履约名单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不少师范生宁愿缴纳违约金、冒着被记入信用记录的风险，也要逃离县城乡镇，当然可以说这是学生不诚信，但或许也说明另一重真相：部分年轻人与基层终究难以彼此接纳。

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也不妨仔细想想自己和县城、基层单位的适配度。这可能是个单调的生活环境，也可能是枯燥的工作状态，并遵循一种注重“情商”“来事”的职场规矩，这些自己是否可以接受?

“编制”有时也编织出了一种幻境，让人误以为这里面是一种安稳的生活状态，一种如同“上岸”般的解脱。但一些岗位对个人志向、野心的压抑，对专业能力的消耗，终究也是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”。

也许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，就是喜欢县城相对安逸、轻松的生活环境，就是他们的“此心安处”，那么他们当然很适合作为高端人才引进到县城去。

如果不是如此，那么一个“编制”，是不是值得遮蔽所有、牺牲太多，把千差万别的年轻人都赶上同一条轨道，却值得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自己，认真地想一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