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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人争考社工 没编制也想上岸

2024-01-13 09:22:46

如今,考公上岸已成为许多人的终极目标。2024年国考在全国31个省(市、区)共招录近4万人,报名人数却达到了300余万人,竞争比达到了77:1,受迫于国考越来越卷的现实,一些年轻人选择把视线投向各地的社区工作者考试。

年轻人争考社工 没编制也想上岸

社区工作者一职,它的不足显而易见——没编制,要扎根基层,常常加班,有时还得干些体力活儿。但与此同时,它的优点也很明显,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、充满确定性的职业未来、足以保障生活的收入……这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报考。比如,2023年在安徽的一个县级市,35个社工岗位,就有超过2000人竞争,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。

而在这座新搭起的独木桥上,有人挤在出发地,有人无奈放弃,有人艰难过桥,还有人发现,对渴望上岸的自己来说,这里似乎并不是岸的尽头。

独木桥

眼前是铺天盖地的大雪,叶捷挥舞着铁锹,一铲接一铲地将雪堆转移到卡车上,干得太过卖力,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,她抬头望望,前面还有数不尽的雪堆等着她清理。

闹钟响起,叶捷睁开眼,雪堆变成了天花板,她才松了一口气。在梦里劳作了许久,累得她浑身乏力,因为用力“握着铁锹”,手心都被指甲掐出了印子。她觉得有些好笑,前两天看了几个社工铲雪的吐槽贴,日有所思夜有所梦,她将自己代入其中,可“成都哪儿有那么大的雪”。

这是2023年初,27岁的叶捷刚结束第一场社工考试。来了才知道,没有编制的社工考试,竟然也卷到了这种程度——只招二十多人,报名的竟然多达五六百人。

社区工作者,是指由各地政府部门统一招聘,经过报名、笔试、面试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等程序,统筹安排到社区工作的工作人员。虽然没编制,但会签劳动合同(一般五年),根据城市不同,月工资在3000元到8000元不等,还会交五险一金。

那天在考场外,队伍排得望不见头。大多人和她一样,是裹着羽绒服,看起来都还不到30岁。队伍格外安静,每个人都面色凝重,盯着手机,趁最后的时间刷几道题。

相比于全国统考、总分200分的国考,各地的社工考试并不统一,难度也不同,总分只有100分。题型分为单选、多选、判断和作文,内容涵盖时政、文学、数学、地理等,与国考相似。比起国考,社工考试则更注重于实际情况的处理和应对。

叶捷最终栽在了笔试上。“差1.4分,两道选择题,可能是没选对茅盾的原名,也不知道冷暖空气相遇,形成的极端天气是龙卷风”。

她归结失败的原因是“掉以轻心了,题没刷够”,因为搜索信息时,看到社工考试难度不大,“和考公是两种级别”,她只是下载了一个刷题APP,像考科目一一样,偶尔学习一会儿。然而,经过那场三十选一的考试,她才意识到,原来面前不是一条宽阔大道,而是一座独木桥。

研究生毕业的白晓佳,则已经在独木桥前挤了一年。过去一年,她参加了13场公务员考试,几乎每个月都要面对一两场失败,因为“考试内容都差不多”,考公过程中,她还顺便考了三四次社工。

2023年7月,她在安徽省的一座县级市参与了第一场社工考试,35个录取名额,却有二千多人报名,在小城里,很少能见到如此多年轻人聚集的场面,队伍中偶尔会出现几名年龄偏大的考生,看起来有些扎眼。

考公没考上,没想到考社工也失败了——最终,白晓佳以0.6分的差距又一次落败。

她有些后悔,2022年这时候,合肥组织了一场大型社工考试,罕见地开放了五千个录取名额,却只有三千多人报考,“甚至没有最低分数线,只要去考试的,都能上岸”。

但那时白晓佳放弃了,“当时家附近有个和政府签约的科技特派员工作,想着离家近,工资也差不多,就没进社区”。谁也没有料到,一年过去,社工岗位变得如此紧俏,现在想来,白晓佳只觉得“挺后悔的,刚毕业那会儿,有点天真”。

当竞争人数增多,独木桥越发狭窄,上岸难度也随之增大,成了普遍现象。比如,2023年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社区工作者公开招聘,开放的100个岗位吸引了3888名考生竞争。据中公教育统计,截至2023年9月,西安市社区工作者共招聘1000人,而报名人数达到了23468人。一名参与社工考试的网友吐槽:“通州的社工考试,小900人争9个名额,去年六十多分还进了面试,今年72分复审资格都没够上。”

滑落

准备第二次社工考试时,叶捷卖掉了相机,“不想再分心了”。

那是她大学兼职做促销员,买下的最贵重的物品,陪她记录过成都的四季变化,也陪她拍摄过雪山和九寨沟的美景。现在,卖掉之后,她下定决心备考社工。

大学毕业后,叶捷入职过一家广告公司,“就是批量生产小视频脚本,拍摄完安插到小程序游戏中”,用户用观看视频换取游戏道具,叶捷用“乱七八糟的文档”换取工资。

半年后,她“实在写不动暴打小三、逆袭老板的故事”了,就离职了。

叶捷觉得,过去那段工作“完全是浪费时间”,没有任何经验积累,也不好写到简历里。而做小本生意的父母劝她,找份稳定的工作,考公、考编、国企、教师都可以,叶捷觉得太卷:“我是都可以,那也得看人家要不要我啊!”

她读的是汉语言文学,大三那年,班里一半同学都在准备考公,她觉得备考太乏味,也对公务员的生活缺乏想象,拖着拖着,就错过了应届报考的机会。没想到被现实捶打,一年过去,自己又绕回了原点。

在后来时常无法出门的日子里,叶捷一边投简历,一边心不在焉地备考,偶尔还在社交平台上发些约拍广告,直到2022年年底,父母经营的饭店倒闭,一家三口都闲在了家中,叶捷才意识到“不能再三心二意地混日子了,像我父母打拼了半辈子,心血说没就没”。

极不稳定的现实在她眼前铺开,没有了收入来源,需要计算着积蓄交养老保险,父亲经常躺在家里一声不吭,母亲心思倒是活泛,“今天想出去摆摊卖卤味,明天想批发点水果做生意”,但害怕再遭折损,迟迟没敢行动。

为了不进入相同的命运循环,她开始疯狂报名各类考试。国考、省考都有固定时间,为了多几个机会,她关注了五十多个社区、国企招聘、政府服务、公考机构的微信公众号,“看到哪里有考试、招聘就报名,考公难度大,就报名各种编制、国企、社工,光是买资料、报名费就花出了一千多元”,银行卡上的数字与日俱减,她只感觉心里空落落的,人也跟着滑落,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有个托底。

白晓佳也是因为暂时的迷茫,才踏上了考公的道路,她研究生学的是农艺与种业,“可农业都自动化了,更需要计算机、机械类的人才,我的研究方向又是茶学,就很尴尬,不会育种,茶艺也不是特别专业,最后就是进退两难,找不到合适的工作”。

毕业后,她曾在合肥找过工作,但市面上最广泛招聘的只有电话客服和销售,“工资少,也学不到什么东西”,白晓佳自认不是很擅长与人沟通,做科技特派员时,给其他公司负责人打电话,都要做好久的心理建设,最终为了全力备战考公,她在半年后也放弃了特派员的工作。

有时站在社工考试的考场门外,看着那些年纪和自己差不多,甚至还是学生模样的考生,她会猜想“大家是不是都和我一样,考公顺带着考社区”,但没人有心情随意寒暄,每个人都在衡量着,考出怎样的成绩,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。

对于降级考社工的人来说,许多人大都经历过一场滑落。有的是被裁员后想回老家工作,有的是企业欠薪、考公失败,有的是家人和孩子需要照顾……最后,人们将兜底、过渡的希望投向社工,这样的人越多,社工考试就越卷。

比如,因为已婚未孕的身份,还不到30岁的赵靓已经待业了一年半,她四处碰壁,选择很少。前公司不太景气,赵靓选择了离职,“但后来投简历,很多企业都会问结婚了吗,有孩子吗,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,然后就没回音了”。

赵靓对工作的要求并不高,“文职工作,给上保险,双休就行”,一次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公司的面试机会,却被要求先交1368元做体检,最后发现是骗子公司,报警才要回了1000元。

折腾了一年多,她发帖吐槽投递保洁的岗位都被拒绝,许多人推荐她考社工,她有些无奈,回答道:“之前考过,没考上,每个区都有几万人竞争,两次报考都差了一点点分数。”前不久,终于等到新的招聘公告,鼓起勇气想再试一次,赵靓却发现自己怀孕了,“打电话一问,社工也不要孕妇”。

第二次社工考试落败后,叶捷跑到公园的角落里待了一下午。

“哭也哭不出来,就是着急,有种恨意无处发泄,可我也不知道是恨谁”,正值盛夏,她气出了满头大汗,又发了两天高烧。

叶捷无法接受的是,自己已经拿出了高考的劲头准备,从早到晚趴在自习室,看屏幕太久,每天早上醒来,眼睛都是干涩的,她不明白自己差在哪里,“我的同学考公务员、考教师,都上岸了,怎么我连个社工都考不上”。

她回忆起那天面试,五人一组进入考场,面对“社区要开展一个防诈骗讲座活动,你怎么组织?”“小区居民总在楼道里堆放杂物,造成消防安全隐患,同时拒不清理的情况,你怎么处理?”等考题,她按照反复练习的答题模版,先回答应急处理办法,再展开分析,最后归纳总结,时间控制在10分钟之内,也做到了声音清晰,落落大方,她看见考官面带微笑地点点头,一切都像电影画面般清晰,可最终还是迎来了沉重一击。

“现在考社工的人那么多,面试最忌讳的是套路式、喊口号的回答,考官一上午能听几十个相同的答案,要的是在框架内答出特色”,孙建是一家连锁公考机构的培训老师,过去一年他已经接了上百个社工面试的网络咨询,“很多人都是考了两三次还没上岸,心态崩了,开始到处找老师辅导”。

在孙建看来,过去一年社工考试的火热,甚至超出了培训机构的想象,就连张雪峰也推荐“低学历社恐女生试试社工”,卖网课的机构都赚得盆满钵满,他所在的机构也在各种社交平台、网站上投了不少软广和硬广。

三年前刚毕业入行时,他热心推荐过考公失利的学生试试社工,“社工考试难度相对较低,考试机会又多,虽然没有编制,但工作稳定,基本不会被辞退,还可以在职考编”。

但没有学生真的行动,看着学生不悦的面色,他琢磨几遭反应过来,“人家花了那么多钱报班,我让他去考没有编制的社工,是有点瞧不起人的意思”,从此没再“多嘴”过。

到了2023年,反倒是主动咨询社工的学生急切起来。大多数是刚刚毕业两三年的学生、孩子母亲,或者在大城市漂泊了几年、想回家工作的中年男女,孙建分析“或许是对稳定的需求压倒了一切,说到底谁不想要一份交五险一金、有双休、离家近的工作呢”。

年轻人在寻找一个明确的出路,社区工作者也盯上了年轻人。2023年6月,一场面向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的社区工作者专项招聘宣讲会,吸引了来自上海政法学院、华东政法大学、上海对外经贸大学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、立信金融和会计学院等高校的一百多名应届毕业生参加。

但“社工岗位的吸引力没那么大,不像公考培训,所有人都几万几万地砸钱”,孙建说道,一对一的面试辅导每小时一千元,尽管咨询不少,最终愿意交钱的人还是寥寥,而愿意花钱做辅导的大多是三十多岁的考生,“能拿出那一两千块钱,又急着上岸”。

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深漂了十一年的单身女性,想回到陕西老家工作,“考公是没什么可能了,社工最起码年龄限制在四十岁”,那位女士一口气买了五个小时的辅导课,闲聊中透露出自己在陕西小城有数套房产,“不在乎花多少钱,就是力求一次上岸,为后半生图个保障”。

当“岸”具象化为一种可预见的生活——朝九晚五的上下班时间、按时缴纳的五险一金、稳定的岗位与收入,社工的吸引力也在随着更多人的奔赴,与日俱增。26岁的林媛媛是在夏天的末尾上岸的,社工专业研究生毕业一年间,她已经陆续参与了沈阳市的5场社区考试,“刚开始还只想报名家附近的单位,毕竟每月三千多元的工资支撑不起租房”。

但每次身边都是数不清的考生,她意识到“不能再挑挑拣拣了”,考试通过后,她辞去了月薪五千的公考机构教师助理,开始每天公交从头坐到尾的通勤生活,上岗第一天,她被分配的任务是数清园区里有多少个井盖,并分别拍照标记。

顶着烈日四处寻觅时,她还有些恍惚,“费了这么大的力气,这是我想要的工作吗?”但唯一可以确认的是,不用再日夜为“下个月能不能完成KPI,开出工资”悬心,上岸的感觉还是安稳的。

岸上有岸

三四次考试均以落榜告终后,最后,白晓佳找了一份教务班主任的工作,但在沟通面试时,她诚实地说了考公的计划,最终被委婉拒绝。

在职备考的计划泡汤了。她和进入社区工作的妹妹聊,妹妹劝她:“别来社区,事情特别多,除了基本的社区服务,也要负责经济普查、接待投诉等等杂事。”

白晓佳有些无奈:“究竟是不是围城,还是要进去了才能知道啊。”她决定,2024年3月再考两场,不行的话,再想办法。

如今,她在家中全职备考,盼望上岸。

哪怕是社工,白晓佳也如此渴望上岸,也体现出社工一职风评的变化。

四年前入职社工岗位时,陈晨还曾经受过周围人不解的目光,他毕业于北京一所高校的体育专业,同学们大多选择进体育公司或做老师,他考公失利,想找个离家近的稳定工作,顺手报考了街道社工,没怎么准备就过了,那时同学半开玩笑地问他:“去做闲人马大姐了?”

而到了现在,他反倒成了同学们心中“有远见的人”,一个被裁的初中同学还来向他请教:“考你们那儿都需要准备什么?”听得陈晨一时不知如何作答。

很多人也一样。在社交网站上,关于社区工作者的讨论有超过18万条笔记,其中“社区工作者备考经验”“社区工作者适合年轻人报考吗?”“社区工作者都要做什么?”是高频出现的分享与问题。

“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社工到底是做什么的,只是冲着稳定就来报考了”,在陈晨看来,社区工作者是一份同时需要“用心与不用心”的职业,“居民有事儿要用心解决,有些磕磕绊绊、冲你撒气的话,就左耳进右耳出了”。

与人接触多了,陈晨摸索出一套十字工作法,“嘴甜点,心宽点,活儿细点”,他是老北京人,“从小就喜欢和小区里的大爷大妈逗闷子”,一些工作上的难题,被他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化解了。

陈晨负责的社区有一位大爷,总是将捡来的纸壳堆在楼道,邻居投诉到社区,同事劝了两次不管用,陈晨就掐准点,每两天帮大爷卖一次纸壳,钱递过去,来一句“大爷您今儿又丰收了”,反复了几次,大爷不好意思了,再也没把纸壳拿进楼道过。

工作久了,他也在各种琐事、报告中咂摸出一点意义,小区搬过来一户老两口,带着残疾儿子生活,申请补助时发现手续卡在了原户口地,老两口行动不便,陈晨就帮着一趟趟跑另一个区的街道办事处,最后事情办好了,“老两口见我,跟见个宝似的”。

每个人对这份工作的感悟都不尽相同,在社交平台上,有人分享了社工生活的vlog,虽然工作繁杂,偶有加班,但离家近的优势让她能够接送孩子上学,回家吃口热饭;也有人吐槽,遇到难以相处的领导,“每天各种汇报与批评,上班如上坟”;还有人担心,即便社工很少裁员,但五年一签合同的规定,也有着失业的风险。

只不过一份工作,无论优劣,都永远无法成为生活的终点,今年1月,29岁的陈晨还是离开了已经得心应手的社工岗位,辞职开始创业,“一个月六七千的工资,真养不了家,我再不拼一把就来不及了,赶紧给人年轻人腾位置吧”。

而数了三天井盖,清理了一周小广告,又上门发了几天宣传单后,林媛媛翻出了被她压箱底的公考资料,打算今年再冲一次省考。岸上有岸,单位里不少年轻人都在准备考公。

“毕竟还是想有个编制,何况社区的人到区里开会,和正经公务员都是两个待遇”,林媛媛发现,关于稳定,也分上了三六九等,过去父母和她说,“你能考上社工,我们就安心了”,现在鞭策的话变成了,“你能考上公务员,我们就安心了”。

但也有人最后选择放弃。

“能做的我都做了,可能还是没那个命吧。”叶捷说。从第三次社工考试失败之后,她没有再报名社工考试了,“人人都说简单,可总也考不上,不想再经受那种打击了”。

不过,她没有像上次一样不知所措,她卖掉了所有的社工网课,准备找份别的工作。而经营的饭店倒闭后,母亲的卤味摊也终于支起来了,毕竟,日子还是要过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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