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年初七“人日节” 这几件事情千万别做

2月16日大年初七又称“人日节”，这一天民间有吃七宝羹、出游登高等习俗，还有这几件事情千万别做，小心犯了忌讳。

第廿二篇 正月初七日

(一)人日

【人类的生日】

正月初七被中国人称为“人日”。《燕京岁月记》中记有：“初七日谓之人日。”

什么是“人日”?“人日”就是人类的生日。这种说法来源于中国远古的神话故事。

混沌初始，盘古开天地后,大地上一片寂静。中华民族的始祖女娲，为了给这个寂静的世界增添点生气，便用各种原材料连续六天捏造出了鸡、狗、羊、猪、牛和马等动物，在第七天，女娲又用黄土捏造出了人类，从此人类便诞生了。《北京岁时记》记述：“俗传一鸡、二犬、三猫、四鼠、五马、六羊、七人”。《太平御览》中记有：“天地初开，以一日作鸡，七日作人也。”

这就是说初一是鸡的生日，初二是犬的生日、初三是猫的生日、初四是鼠的生日、初五是马的生日、初六是羊的生日、初七是人的生日。

其他一些旧时的书籍中，对女娲捏出的动物顺序记载有所不同。《太平御览》的顺序是一鸡，二狗，三羊，四猪，五牛，六马，七人。这个顺序和汉代东方朔的《占书》中记述是一致的。但无论哪种记述，人的顺序没变过，都是第七位，是女娲在初七日捏造出来的。为了记住自己的诞生，每年的正月初七被称之为“人日”或“人七日”。

【以天象占卜】

女娲在正月初一到初七，用黄土捏出了各种动物和人，这七天就分别是这些动物和人的生日。

我们的先人认为，自然界的一些表象都直接与人类社会有着某种关系。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记有：汉代东方朔《占书》中说“岁正月一日占鸡，二日占狗，三日占羊，四日占猪，五日占牛，六日占马，七日占人，八日占谷。皆晴明温和，为蕃息安泰之候，阴寒惨烈，为疾病衰耗。”《北京岁时记》还加上：“九果、十菜”。

东方朔所说的“占”，就是以当天的天象，预测在新的一年里，相关物种的兴旺，“其日晴，所主之物育，阴则灾云云”。

在这其中，大家最关心的是人日。正月初七这一天气候的阴晴，决定着新的一年中人类的身体健康情况，人丁是否兴旺。《占年》中记有:“人日晴，所生之物蕃育;若逢阴雨，则有灾。”《京都风俗志(清)》中记有：“古之七日为人日，以占泰否”。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记有：“人日天气晴明，出入通顺，谓一年人口平安。”

传统文化中还认为，正月初七的天象好与不好，不但关系到人类的兴旺健康，还关系到国家的安定稳定。东方朔《占书》中就记有:“初七人日，从旦至暮，月色晴朗，夜见星辰，人民安，君臣和会”。东方朔没有再接着说，但估计他要说的就是：初七要是阴天刮大风，人民就会不安定，君臣也就不和会了。

【吃面条】

“人日”的习俗流传甚广，深入民间。但给人的感觉，大家都把重点都放在了观天占卜上了，在吃食方面，老北京人只是吃面条，很多外地人日的习俗也是吃面条。据说吃面条，一是人类自己为自己吃长寿面，二是又喻意着“用长长的面条拴住人的腿”，希望人在新的一年里身体不生病，一切都平平安安。

近些年，有一些文章中说老北京人在“人日”有吃春饼的习俗。其来源是《酌中志》上有这样的一段记述：“初七曰‘人日’，吃春餅和菜。”

这种习俗的说法，似乎在老北京没有大众化，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肯定。

翻阅旧时书籍，宋代吕原明所写《岁时杂记》中有这样一条信息：“人日，京都人食煎饼于庭中，俗云‘薰天’。未知何所从出也。”宋代《太平御览》中的记述：人日，“北人此日食煎饼，於庭中作之，云薰大，未知所出也”。《日下旧闻考》中记述：在《辽史礼志》中有“人日，煎饼食于庭中，谓之薰天”的记述。

《岁时杂记》中提到的“京都人”，指的是宋代首都汴梁城(开封市)。

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，“人日”吃饼”是宋朝时的习俗。

《酌中志》说旧时老北京人在正月初七日吃饼，很有可能是将宋朝京都与明清的京都混淆了讲宋朝“京都人”的习俗，放到了明清“京都人”的身上了。

即使文中所提的"北人"指的就是燕地北京地区的人，那所说“吃饼”也不是吃春饼，吃的是“油煎饼”，称之为“薰天”，似乎与“人日”过生日无关联，并且也不是春饼。

【泡红小豆】

在众多旧时的书籍中，还有一条与“人日”吃食有关的习俗，那就是《本草纲目》上记有：“正月七日，新布囊盛赤小豆置井中，三日取出。男吞七枚，女吞二七枚。经年无病也。”

虽不知这种习俗是哪个地区的习俗，但作为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述的药方，估计对身体是有保健作用的，所以还是摘录在此吧。

【洗澡】

“人日”这天必须洗澡的习俗，似乎不是老北京的习俗，因为这个习俗也没有见到过旧时书籍的文字记载，但这个习俗确实在一些老北京人中流传。特别是来自山东的移民。

正月初七为“人日”，也称为“人七日”。这个习俗将正月初七、十七、二十七统称为“人七日”。三个“人七日”对应人类的三个群体。初七的“人七日”对应的是儿童群体，十七的“人七日”对应的是中年人群体，二十七的“人七日”对应的是老年人群体。

在这三个“人七日”的当天，据说天象的好与差，与这一天相对应的人群，一年的身体健康与否，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
为了保佑人类的身体康健，在这三个“人七日”的当天，与这一天相对应的人群必须要去洗澡，这种做法寓意着：洗澡可以将自身的晦气、病灶洗掉，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。如果没有洗澡的条件，也必须要脱下一件穿在身上的衣服洗一洗。当然，其他不对应的人群也会洗澡和换洗衣服，估计多洗一次更能够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。

(二)登高

《光绪顺天府志》中记述：“初七，人日，携酒登高。”。按照这条记述，旧时老北京人有在正月初七这一天，相约朋友，早起携酒登山观看天象的习俗。

这种习俗在其他的书籍中没有看到记述，但是从一些古代诗人的诗作中，还是能够看得出这种习俗是广泛存在的。如明代诗人王渐逵所写的《人日登山独酌》的诗中，就有“人日登山兴倍浓，携壶无伴独呼童”。《太平御览》中也记有：“晋代桓温参军张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诗”。

(三)戴人胜

现在一些记述“人日”的书籍、文章中，记有旧时的妇女在“人日”时带“人胜”的习俗。

《中华风俗历(民)》中记有：“本日俗称人日，唐代叫做‘人胜节’。”

“胜”是旧时女子带的一种头饰，因其很美，也被称为“华胜”或“华胜”。贵重的华胜是用珠宝玉器制成的，但为了经常变换其图案，妇女在日常带的“华胜”，多为彩纸、丝帛、软金银等材料做成。

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记有：“正月七日为人日，剪彩为人，或镂金薄为人胜，以贴屏风，亦戴之头鬓。”这就是说，人日这天，女子用彩纸、丝帛、软金银等材料剪制成小人的形状，戴于头上或贴在房间的屏风上。

《中华风俗历(民)》中记有：人日“儿童猜谜语，捉迷藏。女子剪彩纸，或者镂金箔为人形，用来贴屏风、戴耳鬓。”《夜航船(清)》中还记有这样一条习俗：“人日造华胜相遗( wèi)”。

“遗(wèi)”是赠送的意思。这就是说“人日”时，妇女们还相互赠送自己做的“人胜”头饰。

记述老北京岁月习俗的书中，没有直接记述老北京妇女在“人日”佩戴“人胜”的习俗，所以有些书籍上记述，这种习俗为山西、江南的风俗。但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填的《青玉案.人日》词中，有这样一句描述“人日”这一天的京城妇女：“鬓丝吹绿，小胜宜春颤。”词中提到的“小胜”，指的就是妇女带的“人胜”。

纳兰性德是满族人，是纳兰明珠的儿子，是标准的老北京人。他词中写的“人日”之日，妇女带“人胜”头饰，肯定是老北京人的习俗了。

附记：【青玉案 人日】纳兰性德

东风七日蚕芽软，青一缕、休教剪。梦隔湘烟征雁远。那堪又是，鬓丝吹绿，小胜宜春颤。

绣屏浑不遮愁断，忽忽年华空冷暖。玉骨几随花换。三春醉里，三秋别后，寂寞钗头燕。

(四)人日梅花点额

《夜航船》中记有：“梅花点额。刘宋寿阳公主，人日卧含章殿檐下，梅花点额上，愈媚。因仿之，而贴梅花钿。”

寿阳公主是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的女儿，寿阳公主很美丽，人日这一天在含章殿的檐下睡着了，一朵落下的梅花粘贴在公主的前额上，宫中的妃嫔和宫女们看见后，觉得寿阳公主比更美了，于是便纷纷效仿，于是额头点梅花、贴梅花钿的妆饰便流行起来。

“梅花点额”或“额点梅花”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典故。形容女孩装饰之美。后此装饰既没有彻底消除，也没有大范围的流行。

(五)逛护国寺庙会

正月里逛庙会是老北京人的重要活动。《清稗类钞》中记有：“京师各庙，辄有集市，百货充盈，游人纷沓，俗谓之‘逛庙’，逛，游也。”

正月初七这一天，正逢护国寺的庙会开市。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记有：“护国寺，在皇城西北定府大街正西。自正月起，每逢七、八日”开庙。“开庙之日，百货云集，凡珠玉、绫罗、衣服、饮食、古玩、字画、花鸟、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，星卜、杂技之流，无所不有。乃都城内之一大市会也。”护国寺庙会的“花厂尤为雅观。春日以果木为胜，夏日以茉莉为胜，秋日以桂菊为胜，冬日以水仙为胜。至于春花中如牡丹、海棠、丁香、碧桃之流，皆能于严冬开放，鲜艳异常，洵足以巧夺天工，预支月令。”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中记有：护国寺庙会“人生日用所需，以及金珠宝石，布匹绸缎，皮张冠带，估衣古董，精粗毕备。”《北京岁时记(民)》中记有：护国寺庙会“逢七、八日开庙，百货云集两庙，花厂尤多，为都内一大市会。”

护国寺位于西四，该庙始建于元末，明成化八年(1472年)赐名为大隆善护国寺。《帝京景物略(明)》中记有：护国寺原“为脱脱丞相故宅，今千佛殿傍立一老髯，幞头朱衣，一老妪，凤冠朱裳者，脱脱夫妇也。”《北京岁时记(民)》中记有：“原元相脱克脱之故宅，千佛殿旁尚存其夫妇之立像，”

脱脱是元朝至元年间的中书右丞相，主编了《辽史》、《宋史》、《金史》。至正十五年(1355年)受诬陷流放云南，被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假传元惠宗诏令自尽。至正二十二年(1362年)昭雪。

《天咫偶闻(清)》中记有：护国寺内，有“赵松雪书演公碑，危太仆书选公传戒碑皆在殿东阶下。”

“赵松雪”即著名书法家赵孟頫，“演公碑”全称为《皇庆元年崇教大师演公碑》。“危太仆”是元末明初历史学家、文学家危素。“选公传戒碑”全称《至正二十四年隆安选公传戒碑》。

据传护国寺的一些殿宇因年久失修，在清末已经出现坍塌。上世纪50年代后，被单位占用，逐渐拆毁，现仅存金刚殿和几间配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