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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阳下的打工人:不批请假 带病搬砖

2023-05-16 15:36:57

二阳下的打工人:不批请假 带病搬砖

新冠病毒已经再次冲进人群——或者说,它一直未曾远离。

就像一个高明的猎手,等待猎物免疫系统虚弱的时候,新冠病毒终于开始了它的袭击。在这个二阳和一阳混杂的夏天,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——既一样,也有些不一样。由于社会氛围对新冠早已脱敏,人们不再“谈新冠色变”,但与此同时,一些对病人应有的同理心也一并消失了。就像有些人遭遇的那样,症状最重的时候,却无法请假,还得上班搬砖。

一些东西消失了,比如对未知的恐惧,对死亡的焦虑;也有一些东西还深埋在人们心里,比如对新冠患者的潜在歧视,还有对不确定性的担忧……无论如何,人们都被迫开始再次学习如何与病毒相处,因为所有人都明白,它还会卷土重来。

重阳人

对于很多人来说,二阳是一个蹑手蹑脚的袭击者。

25岁的隋阳就是莫名被病毒击中的。发现的当晚,她刚刚结束五一假期,准备重新回到北京的工作节奏中。夜里突然出现的喉咙异物感、吞咽困难、“刀片嗓”,隋阳还以为是咽炎复发。直到闻刚洗过的被罩,竟然“毫无气味”,她才找出半年前囤的新冠抗原。

一测,果然是“两道杠”。不过,这次阳跟上一次相比,周围人对她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区别,“这次我阳了,好像是个无人问津的状态,该工作还是得工作。”

新冠病毒已经再次冲进人群——或者说,它一直未曾远离。5月15日下午,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指出,根据广州发热门诊的数据,在接受检测的发热病人里,有20%~25%是新冠病毒感染者。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消息,目前,我国新冠病毒主要流行株已变为XBB系列变异株。它有着比早期奥密克戎更强的传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,不过,致病力没有明显变化。

此时,距离上一次大规模阳性,已经过去约5个月。而根据研究,新冠病毒感染后产生的抗体,能在4~6个月内起到保护人体的作用,尤其是面对变异株,保护力也可能会减弱,“从去年12月算起,实际看,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时间了”。

但这一次二阳来得似乎有些平静,平静得仿佛身边突然就多了不少二阳人。根据广东省疾控中心等联合团队的“预先计划研究”显示,国内的新冠再感染率总体达28.3%。这使得确定自己的感染源和感染时间,成为了一件困难的事。

24岁的医学生钟文灵一开始觉得自己得的是感冒。她当时正在硕士的规培阶段,又是科室里的小组长,查房、收病人、写病历、值班熬大夜一项工作都不少。最近不论在科室还是教室,她都能听到身边传来咳嗽声、拿来擦鼻涕的抽纸声,但“本来最近就是流感高发季节”,她决定不要多想。

少数关于二阳的记忆坐标也都和工作有关。疲倦总是和周一同时到来。5月8日是钟文灵值班的日子,一起床她就觉得浑身乏力。开始,她并没有当回事,“反正每天一起床都觉得累,但病情发展得比想象中更快,她开始流鼻涕、嗓子干,最后,头痛开始了。出现了全身症状,她知道自己八成“重阳”了,只不过程度更像是一场感冒。和去年年底的第一次感染相比,她和身边同事都变得不再想测抗原。“我们都不那么好奇最终的结果了。”

在这个夏天,人们对于新冠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,就像很多人说的,是一种“我已经麻了,得就得吧”的心态。不去探究结果,有时候是一种年轻人的特权。但对于一些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人来说,他们依旧会为新冠焦虑。

冯江是个资深的广告人,36岁正是上有老、下有小的年纪。不论在地铁还是在办公室,哪怕去洗手间,他都戴着口罩。去年年底感染之后,长新冠就一直困扰着他——胸闷气短的症状始终没有减轻,戴口罩还加剧了不适。但为了保护老人和4岁的女儿,他决定忍耐。

5月7日,鼻塞、轻度咳嗽的症状出现,他一度以为是鼻炎发作。为了保险起见,他测了一次抗原,结果是阴性。但这种侥幸没能维持超过24小时,第二天,再次检测,抗原就显示阳性。冯江的症状很快消失,但不安感却丝毫没有减轻。“孩子的人生刚刚开始,谁知道这个病毒未来会怎么变异和迭代。”他竭力避免的结果,还是和他迎头相撞,“怕什么来什么”。

对很多人来说,二阳的症状要比一阳轻。但少数人,二阳更加遭罪。

在影视行业工作的30岁的王涵之,就被病毒打得措手不及。病毒和王涵之的五一旅行一起到来。飞机刚刚降落在厦门,她还没顾上看看大海,高烧就开始了。王涵之在酒店里裹着厚被子,仍然冷得“打摆子”。到了医院才发现体温已经飙升到39.7度。

但这还远不是最痛苦的时候,第二天,她就因为“刀片嗓”很难发声,同时心慌气短。问医生一句“要不要照个CT”,短短7个字,她要分两次才能说完。每天测一次抗原成了她病程里为数不多的盼头——“等待转阴,就像是等待重获健康、自由。”

她没有想到二次感染的症状这样严重。她一边懊悔自己太早摘下口罩,一边隐隐羡慕起5个月前一阳流行时,只低烧了2天的自己。退烧的当天,她把医院的诊断证明发到朋友圈,并且提醒每个人:“戴好口罩,千万不要大意。”

“漏网之鱼”

在这个二阳的夏天,还有不少人,躲过了半年前的大流行,但没能躲过这一次。

他们作为“初阳人”,症状往往要比现在的二阳人要严重得多,他们戏称自己为“漏网之鱼”,而现在,就是被病毒“查缺补漏”的时刻。根据2023年1月7日全国第八次疫情调查的数据,当时的阳性比例为77.3%,这意味着,当时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人,还没有阳过。而在那之后,群体免疫建立,病毒传播速度大幅下降。

但同样是阳性,当初阳性的待遇和现在相比,不可同日而语。5个月前的那一波阳性,每个家庭都在想方设法做准备——从泰诺、布洛芬、止咳糖浆的对症药品,到有助于缓解症状的黄桃罐头、运动饮料,都列在了家庭采购清单上。甚至一度流传过“病毒非常仁义,会给每个家庭留个人做饭”的说法。虽然是自嘲,但如果在那时感染,多半能有亲人和伴侣陪在身边。

但这一次,公众对阳性早已不那么在意,导致很多“首阳”的人,只能孤独地面对疾病。

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,在传媒公司工作的90后女生秦晓,把父母接来了北京。如果她没有感染新冠的话,这会是个快乐的假期。她清晰记得自己感染的日期是4月29日,前一天的行程非常丰富,她先带父母到口腔医院看牙,然后去了前门大街、天坛公园。后来她回忆,应该是这段时间里被传染了。

她作为一个从没有阳过,并且一度被大家羡慕的人,这一次感受到了新冠的折磨。

最难捱的一天是5月1日的夜里。开始她只觉得“刀片嗓”是病程的必经阶段,但很快她就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它的威力。这个晚上,她一秒钟都不能入睡,甚至平躺都会引发咳嗽。咽一下口水,都让她嗓子“炸开一样疼”。

害怕传染给父母,秦晓只能自己去社区医院。因为说不出话,她只能把所有的诉求打在手机备忘录里,拿给了值班医生——我嗓子里面全是溃疡,可以帮我输液吗?为了表达自己的痛苦,她还加上了哭泣的表情包。

医生带着同情的眼神,立刻在纸上写下大大的“潞河”两个字;同时解释,社区医院假期没有急诊,只能去潞河医院挂号。以上所有的信息,都被医生用特大号字体写在纸上,而对方全程一句话都没有说。秦晓这才反应过来,自己被当作了聋哑人。她想做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,刚牵动面部几块肌肉,“刀片嗓”的痛苦就制止了她。

另一位27岁的乐天派女生乔心语,也没能逃过初阳。症状最严重的一天,她是自己扛过的。这个五一假期,她准备带老家的朋友一起出游。结果体温从37.2度上升到超过39度,只用了几个小时。因为疼痛,她第一次感受到全身的肌肉分布,“就像被人狠狠揍了一顿,从里到外,没有一块好地方,没有一个舒服的姿势”。而吃饭、吃药这种小事,立刻成了她要面对的最大挑战。

关键是,这些让她痛苦的症状,很多人半年前就已经经历过一次了,所以她跟别人讲述的时候,得到的反馈也很平淡。错过了第一波感染高峰之后,连一起聊聊疾病感受的人都没有了。

尤其是,她还得自己照顾自己。别说做饭,她连拿外卖的力气都没有。她第一次重新审视“健康人”的生活。原来拿一次外卖需要先从床上坐起来,再走到门口,还要把外卖提进屋里。这些从前微不足道的动作,如今都变得困难,她发现自己“提不动也走不动了”。从屋里到门口的几米距离,一下子变得很远。

而且,找药也更加困难。5个月前的感染高峰一过,退烧药就被乔心语男朋友放在了柜子最高的抽屉里。她得先走到柜子面前,踩着凳子才能拿到。

在这种孤独中,首阳的人还要独自摸索出自救的方法。

秦晓靠的是自学。在发现医院不能提供雾化治疗缓解“刀片嗓”症状之后,她就在饿了么上自己下单了二百多元的国产雾化机,几个小时之内,她就快速学会了雾化的步骤、怎样调节出雾速率,还有面罩、连接管的消毒方法。雾化治疗两次之后,秦晓能忍痛喝水,甚至还吃了48小时之内的第一顿饭——一个库尔勒香梨。

也有很多人靠的是5个月前做的功课。岳珊所在部门的新冠感染率超过80%。看着身边同事的阳性症状,就像是对疾病做了一次“预习”。

为了避免“刀片嗓”,在感染的前几天,岳珊就在上网花720元买了国产“新冠特效药”,只希望能减轻症状,缩短病程。但还是收效甚微。即便在提前服药的情况下,刀片嗓引发的吞咽疼痛,还是让她连续几天都只能把口水吐出去。

虽然特效药单价不低,但跟减轻痛苦的希望比起来,钱并不算什么。“如果有个人告诉我,花两万块钱就能让全部症状消失,我真的二话不说就去取钱了。”

带病搬砖

共情变得更加困难。

童格最近就遇到了“新冠歧视”。她在浙江学护理专业,今年刚刚读大二,不知怎么就二阳了。学校规定学生感染后,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离校。童格一方面觉得回到珠三角的家路程太远,更担心回家传染给五十多岁的父母,所以选择留校。

没想到这个决定惹怒了舍友。

最近,她只是察觉其中一个室友的情绪不好,有时在宿舍里“摔摔打打”,一开始她没有多想。直到熄灯之后,舍友开始给家里打电话,抱怨自己“喉咙有异物感”,有时候“嗓子有点疼”,而自己“原本没必要受这个罪”。听到这里,童格才意识到这通电话的真实意思。她立刻跑出了宿舍,她很难受,自己生病好像成了一种罪过。她想起自己看过的《疾病的隐喻》,“疾病变成堕落的证据”。

而这一次,不论是首阳还是“重阳”,除了生理的痛苦,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该如何面对工作,是选择扛着还是休息?由于一般来说二阳症状并不重,结论往往是得继续工作。

在这个认知之下,一些症状重的人往往会被忽视了。比如女生王涵之,她所在的影视行业工作强度不低,这次阳了之后,回到北京,她还依然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状态,只要咳嗽,胸腔就会同时剧痛。她试着跟公司请假,但领导直接转发了第二天的会议安排给她,上面甚至给她留了单独发言的时间。“靠着‘安陵容’的嗓子”,她撑完了整场会议。

但在回家的出租车上,王涵之哭了。病毒虽然确实被大家接受了,但是公司的人情味也没了。现在,朝夕相处的同事好像突然失去同理心,没有问候、没有关心,“只把她当成一个必须出现在会场的道具”。

更多的时候,扛着也是因为别无选择。乔心语的男朋友是一名大学教授,在这个夏天出差回来之后,他也第一次感染了新冠,一度高烧超过40度,但工作却无法因为生病而拖延。他仍然忍着高烧,给答辩在即的学生重写了一部分毕业论文,甚至还坚持带病参加了整场答辩。乔心语在一旁目睹了全程,震惊地问他是怎么做到的,对方只是非常简单地答复:“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
在新冠面前,KPI曾经被放在一边,但现在,它逐渐夺回了话语权。23岁的林迪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她的专业是设计,常常为了赶稿熬夜,电脑更是随身携带。甲方打来催促项目进度电话的时候,她正发着高烧,在医院等待血液化验结果。显然,生病也没能让她拥有豁免权。最后,她还是坐在医院的长廊上,打开了电脑。去年的感染高峰过去之后,林迪的公司取消了居家办公的政策,她只能动用调休的额度,以便继续工作。

如今,人们正在继续学习如何与新冠共处。尤其是当他们发现,这种生病的负疚感,不光来自外部,甚至还来自于自身。比如还有个女生,这次阳了之后,“把所有症状彻底体验了一遍”,由于高烧同时发不出声音,她不得不申请居家办公,“虽然也在推进工作,但就是会觉得不好意思”。

隋阳也是,阳了三天之后,她就转阴了。怀着有些内疚的心情回到了公司,公司里咳嗽的人正在变多,她也总担心自己会传染给同事。这些天,她一个人吃饭,一个人在空旷的地方办公,一个人等待嗅觉的慢慢恢复,头还是会疼,人还是会疲惫。

但这些都不影响她继续生活,这次二阳的体验,终将成为她记忆里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。“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吧,对于过去的那三年,我不会再经常想起来了,我也不愿意再回去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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